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尊鼎配资，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习近平法治思想是把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同中国法治建设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是坚持“两个结合”不断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光辉典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不仅要系统掌握其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还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科学方法，做到融会贯通运用，更好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伟大实践深入推进而持续发展、不断丰富、更加完善。
坚持“两个结合”是习近平法治思想不断发展的方法精髓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进程中，立足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实际和中华法治文明深厚文化基础，系统总结全面依法治国实践经验、充分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精华取得的科学理论成果，是“两个结合”科学方法在法治建设领域的成功运用。坚持“两个结合”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具有深邃科学性、鲜明主体性、强大生命力的最大法宝，是贯穿习近平法治思想形成发展进程的方法精髓。
体现出深邃的科学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论的飞跃不是体现在词句的标新立异上，也不是体现在逻辑的自洽自证上，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回答实践问题、引领实践发展上。”能否回答法治实践问题、引领法治实践发展，是检验法治理论科学性、有效性的唯一标准。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两个结合”，立足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面临的具体国情、具有的时代特点，汲取中华民族长期积淀的治国理政智慧，坚持从实际出发、强化问题意识、不断回应法治中国建设的重大现实问题，不断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思想与行动相统一中发现真理、检验真理、实现真理、发展真理，深刻揭示了中国之治的法治密码和全面依法治国的正确方向，具有深邃的科学性。
彰显出鲜明的主体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在中国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两个结合”，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创新发展，其意义不仅在于回应中国实践、解决中国问题，更在于为发展中国家法治现代化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打破西方法治理论定于一尊的格局。坚持“两个结合”保证了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度关注法治中国建设面临的现实问题，深刻总结全面依法治国的独特经验，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提出一系列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方案、主张，充分彰显出中华民族独有的思维方式、精神品格、文明特质，因而具有鲜明的主体性。
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并没有定于一尊、一成不变的套路，只有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本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才能把蓝图变为美好现实。”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的真理之树只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生根发芽，只有植根于中华法治文明的文化沃土才能根深叶茂。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如果脱离中国法治建设的具体实际、脱离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积淀，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必然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既不可能产生持久的生命力、感召力、影响力，也不可能得到人民群众发自内心的接受和认同。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两个结合”，深入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具体实际，满足全面依法治国实践需求，并与中国人代代相传的文化观念内在相通。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真理力量不仅在法治实践中不断得到验证，而且能触及中国人民的心灵深处，因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同中国法治建设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典范尊鼎配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学学科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解决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一系列重大问题，迫切需要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观察实践、解读实践、引领实践。习近平法治思想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等方面，全面贯彻了把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同中国法治建设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科学方法，为坚持“第一个结合”、及时科学解答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实践课题树立了典范。
坚持解放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要运用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中国的问题，而不是要背诵和重复其具体结论和词句，更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一成不变的教条。”把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同中国法治建设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坚持解放思想，破除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的束缚，以实践眼光研究法治领域的新情况、新问题。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从法治中国建设实际问题和实践经验出发，研究和回答了一系列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没有现成答案的新问题，提出了一系列体现中国特色、实践特色、时代特色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譬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这一原创性时代性命题。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虽仅一字之差，却深刻反映出习近平法治思想对于“何谓法治”这一本体论问题的认识突破，实现了法治内涵从以国家法律为中心的“法律之治”到既包括国家法律又包括党内法规的“国法党规之治”的理论跨越。习近平法治思想创造性地将党内法规体系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为形成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保障的“大法治”格局奠定了思想基础。
坚持实事求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把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同中国法治建设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破除主观主义的束缚，不能罔顾国情、超越阶段。习近平法治思想不断深化对法治内在逻辑和发展规律的理解，清醒认识和正确把握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坚持从实际出发、与国情相适应，提出了一系列遵循人类法治文明发展客观规律、尊重法治中国建设客观实际的科学论断。譬如，关于法治建设为什么要抓前端、治未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治建设既要抓末端、治已病，更要抓前端、治未病。我国国情决定了我们不能成为‘诉讼大国’。我国有14亿人口，大大小小的事都要打官司，那必然不堪重负！”这充分说明，要推动更多法治力量向引导和疏导端用力，完善预防性法律制度，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健全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研究和解决法治领域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形成和制定指导法治建设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彰显了实事求是的理论品质。
坚持与时俱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马克思主义是随着时代、实践、科学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它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把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同中国法治建设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坚持与时俱进，破除守旧思想的束缚，敏锐观察时代变化、积极顺应时代潮流。习近平法治思想秉持大历史观，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把握世界历史的发展脉络和正确走向，认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人类法治文明发展的大逻辑大趋势，提出了一系列把握时代脉搏、彰显时代特色、反映时代精神的重要论断。譬如，关于为什么要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治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内容。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但国际环境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上升，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影响广泛深远。我国不断发展壮大，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要加快涉外法治工作战略布局，协调推进国内治理和国际治理，更好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这生动表明，习近平法治思想顺应历史大势、回应时代之问，紧跟社会发展步伐，科学地、全面地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自觉。
坚持求真务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积极适应国际国内形势新变化，准确把握规律，紧紧依靠人民，奋发有为开创各项工作新局面”。求真务实是共产党人的重要思想和工作方法。把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同中国法治建设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坚持求真务实，破除形式主义的束缚，将理论创新落脚到解决实际问题、提出实际办法上。习近平法治思想直面法治中国建设的重大疑难问题，树立了面向实际、务实管用的鲜明工作导向。譬如，关于立法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群众对立法的期盼，已经不是有没有，而是好不好、管用不管用、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不是什么法都能治国，不是什么法都能治好国；越是强调法治，越是要提高立法质量”“要完善立法规划，突出立法重点，坚持立改废并举，提高立法科学化、民主化水平，提高法律的针对性、及时性、系统性”。这充分表明，在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导下，法治中国建设坚持察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把正确的思想路线贯穿到实践中、落实在行动上，体现求真务实的实践导向。
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同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相结合的典范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中蕴含的民本、公道、明德、慎罚、恤刑等治国理念和法律文化，是中国人民在漫长历史中形成的国家观、社会观、道德观、法律观的重要体现，与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存在高度契合性。习近平法治思想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坚守理论创新的魂和根，成功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为坚持“第二个结合”树立了典范。
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把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同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相结合，必须破除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的错误影响，科学评价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思想价值，从而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习近平法治思想对中国古代治国理政实践和法律文化进行深入研究，纠正了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对中华法治文明的歪曲丑化。譬如，关于如何评价标识中华法治文明的中华法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先人们早就开始探索如何驾驭人类自身这个重大课题，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自成体系的成文法典，汉唐时期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法典。我国古代法制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智慧和资源，中华法系在世界几大法系中独树一帜。”“中华法系凝聚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智慧，有很多优秀的思想和理念值得我们传承。”习近平法治思想站在赓续中华法治文明的高度看待和评价中国的法治历史和法治文化，正是源自坚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
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同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相结合，必须对传统法律文化进行科学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习近平法治思想把中国古代文献中的法治观点、思想精华有机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之中。譬如，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习近平总书记在援引北宋政治家王安石“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经典论述基础上，提出“法治兴则国家兴，法治衰则国家乱；什么时候重视法治、法治昌明，什么时候就国泰民安；什么时候忽视法治、法治松弛，什么时候就国乱民怨”等重要论断，继承和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重视法律在治国理政中重要作用的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注意研究我国古代法制传统和成败得失，挖掘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精华，汲取营养、择善而用，把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贯彻到建设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
坚守理论创新的魂和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把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同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相结合，必须讲新话，但也不能丢了老祖宗。数典忘祖就等于割断了魂脉和根脉，最终会犯失去魂脉和根脉的颠覆性错误。譬如，关于为什么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自古以来，我国形成了世界法制史上独树一帜的中华法系，积淀了深厚的法律文化”“近代以后，不少人试图在中国照搬西方法治模式，但最终都归于失败。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只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从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探索适合自己的法治道路，同时借鉴国外法治有益成果，才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夯实法治基础”。这生动表明，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个立党立国、兴党兴国之本不动摇，坚持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发展马克思主义不停步，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深刻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筑牢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根基，在始终坚守理论创新魂和根的基础上探索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的正确方向、方法和进路。
习近平法治思想成功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把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同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相结合，关键在于使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在中国牢牢扎根，成为人民群众法治观念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刻提炼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精华，敏锐捕捉蕴含在法理格言、史话典故中的人民群众共同价值观念，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鲜活生动的民族形式。譬如，关于推动宪法发展的必要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古人讲，‘法与时移’，‘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观时而制法，因事而制礼’。宪法作为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这生动地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关于事物发展的思想精髓，同“法与时移”等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又如，关于运用党内法规管党治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制定实施中央八项规定，是我们党在新时代的徙木立信之举，必须常抓不懈、久久为功，十年不够就二十年，二十年不够就三十年，直至真正化风成俗，以优良党风引领社风民风。”这就通过化用中国古代徙木立信的典故，把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与人民群众重信守诺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从人民群众朴素的道德感上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以自我革命精神解决党风方面突出问题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昭示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实际行动取信于全党、取信于全国人民的信心和决心。习近平法治思想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进一步夯实了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的文化基础和群众基础，使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持续焕发旺盛的生机和活力。
（周叶中尊鼎配资，作者为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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